我叫陆川，今年三十五岁。之前我在县文化馆担任基层宣传的工作，妻子沈岚比我小两岁，是青禾镇的副镇长，负责民政、农业以及妇女儿童事务。外人看来，我们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裕，但也算稳定。然而，只有我清楚，沈岚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承受了不少压力。

她常常要到很晚才回来，进门后甚至没时间换鞋，直接把包丢在地上，就去厨房找吃的。每当我问起，她总是微微摇头，只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开了些会。”可是在她的眼里，我能看到那种彻底的疲惫感，显然不是几次开会能解释的。

青禾镇的党委书记梁正山和镇长郭启明在镇上已经搭档多年，分工明确，很多工作已经形成固定模式。沈岚初调入时，梁书记还夸她年轻、有干劲，但随着她逐渐推动各项工作，事情的真相却开始浮现。她希望为几个偏远村庄修建饮水管道，资料上交后，梁书记却说需要统筹规划；她争取到的一笔妇女就业培训资金被郭镇长挡下，称镇上还有其他更紧急的项目；而她提议将闲置的粮站改造成农产品展销点时，镇长当面嘲笑：“沈镇长，基层工作可不能仅凭想象。你的主意不错，但谁来负责，钱从哪里来？”说罢，其他人便纷纷附和。

沈岚的提案一次次遭到否决，最终她所能接手的工作，往往是那些琐碎并容易惹怒群众的事情。她负责接待来访群众，带队核查低保，或是半夜赶到村里调解矛盾。而事情解决后，汇报材料里却只简单写道：“在镇党委、政府统一部署下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” 有时候，她也会在夜深人静时抱怨：“我现在干的，不像副镇长，更像是个专门处理烂摊子的。”

我曾劝她考虑是否要换个工作环境，但她总是说：“我可走，但那些事儿还得有人做，最后吃亏的还是百姓。”她这种为人着想的态度让我心疼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晚上，沈岚回来得格外晚，进门后磨蹭了半天才换鞋。我把热好的饭递给她，忍不住问：“今天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她低着头，轻声说：“粮站的改造项目被否决了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她无奈道：“梁书记说，镇里决定把粮站租给一家仓储公司。郭镇长还说，人家一次性能交三年的租金，比我那展销点合算。”

我一时傻了：“那不是好事吗？”她突然抬起头，愤怒道：“好什么？那家公司要存外地的化肥和农药，周围是两个村的水井，我风险评估写得很清楚，他们却说我在唱反调。”我无言以对，看着她捂住脸，等了半天才说：“陆川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当干部？”这是她第一次主动问我。我的心一下子紧缩：“你不是不适合，而是现在的环境不让你施展才华。”她苦笑着望着我：“那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每次都强争。”

“你可以不强争，至少要保证有发言权。”我苦口婆心地劝她，但她没有回应，只把那碗饭推开。

第二天，我接到县委组织部的电话，要我下午去谈话。我原以为只是例行检查，没想到谈话结束后，负责人推给我一份文件：“因工作需要，决定调你到青禾镇，任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。”我愣了几秒，青禾镇？沈岚所在的地方。我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问：“她知道吗？”对方摇摇头：“文件今天才下。你们是夫妻，组织也考虑到这个情况，宣传工作独立，只要你们注意工作纪律，不会有问题。”

我拿着文件走出组织部，在台阶下站了很久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晚上，我没有立刻告诉沈岚。当她在客厅忙着改材料时，我给她倒了杯水，坐到对面，试探性地说：“沈岚，我下周去青禾镇上班。”她当时手一顿，抬起头：“去哪个部门？”“镇党委。”她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脸色骤然变了：“你调到青禾镇了？”

“是。”我轻声确认。

“做什么？”她意识到事情的不同，浑身绷紧，“你做宣传委员？”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她愣愣地看着我，几秒后语气骤然提高：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们两个在同一班子，梁正山和郭启明会怎么想？别人会怎么说？”

“我不是去帮你，我是去做好我的工作。”我试图澄清。

“你别想得那么简单。”她焦虑地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最后停在我面前：“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我已经够烦了，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我借你来撑腰。”

我明白她心里的顾虑，可我亦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面对她的要求，我沉默片刻后摇头：“我不能拒绝。”她眼中闪过一丝失落，泛红的眼眶让我心疼：“你是不是也在逼我？”

“不是逼你。”我重复。

“那是什么？我说不希望你去，你还是坚持。”我把那份文件放在她面前，“这不是撑腰的问题。你在青禾镇受到压制，并不意味着我就该避而远之。宣传委员需要人来做，我愿意去基层工作。难道因为别人的议论，我们就要假装不相干？”